《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张载解释说：“形而上者是指无形体者，形而下者是指有形体者”。可见，这是古人对物质世界二种存在形式的划分，是个伟大的科学概念。所谓道，实际上是指人们无法感知的自然场，它从根本上形成并控制“形而下者”（即“器”）的物质。所以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正是由于“道”、“器”的主从关系和辩证统一经典理论的确立，才形成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我们熟知的西方文化（即现代科学）是一种实体论的认识方法，即注重从外部深入研究事物的空间位置、形态结构以及质量、能量、性质、内在规律等关系。而中国古代先哲向来对这些“细微末节”的深入钻研漠然视之，而是强调通过无限的运动方式及其相互作用来探讨事物的动态功能结构。

　　西方思维方式注重研究事物本身状态，以实验科学为基础，其特点是局部的、静态的，因此对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考虑较少。而东方思维方式则注重事物相互关系及其相对稳定性的发展过程，其特点是系统的、整体的、动态的。西方科学，注重科别分工的精细，而缺乏归纳、综合的研究方法。阿尔温．托夫勒在《科学和变化》中说：“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局部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一些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然忘记把这一些细部重新组装到一起。”当然，“这种解剖、分析的方法已使西方科学取得了许许多多令人赞叹的成就，例如物理学的基本粒子学科和西医学。……但什么是基本粒子，至今仍未找到。有兴趣的是，基本粒子皆有正反粒子，皆有运动能和结合能。也就是说，又回到中华传统文化所说的阴阳结构”（赵定理《东方时空与未来科学》）。

　　尽管西医医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只从受精后的形而下开始研究，而对于生命奥秘、本原乃至形而上的本体却从未涉足。而中医学认为“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以上是说，生命来源最为重要。也就是说，研究人体，理应从形而上入手，才能真正把握医学之真谛。有趣的是，现代科学成果六十四个遗传密码与古老的六十四卦全部物象对应，不谋而合。不仅如此，我国西藏密宗身心修炼的“三脉七轮”之说中，心轮有八脉，喉轮十六脉，顶轮三十二脉，脐轮六十四脉。笔者以为，天人之间密吻合拍的韵律关系将是二十一世纪重大科研课题！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言：“一旦东西方文化相互发明，则不旦对于人体生命神秘的研究，有更为深入的新发现，同时对于人类医学也必有更为重要的贡献”（引自《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

　　综上所述，形上、形下的主从关系和辨证统一经典理论即为大易之旨，故《周易》上经为气化之始，首于乾坤；下经为形化之初，端于咸恒。

　　关于“形而上”“气”的层次，不仅是《周易》的核心，而且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国外科学家称赞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就是“气”的文化，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马氏文通》说：“《易经．系辞》其神化；《礼记．檀弓》其神疏；《左传》其神隽；《论语》其神淡；《庄周》其神逸”。又说：“《国语》其气朴；《国策》其气浩；《史记》其气郁；《汉书》其气凝”。以上对秦汉前后一些经典著作，就是从“形而上”的层次，即从气韵、神韵的角度进行评价。对每部书虽然仅用了一个字，却已画龙点睛地再现出该书的特点。

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古代的琴棋书画。

　　西方绘画注重反映再现，讲究比例、焦点、透视等。而中国画则强调阴阳向背、虚实疏密和留白等手法，要求“意存笔尖，画尽意在”，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从而在世界美术领域中独树一帜，自成体系。

　　中国书法讲究错综变化、疏密有致，一气呵成，气韵毕现。上乘书法，给人以“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的感觉。

　　中国围棋仅仅黑白子，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变化莫测。唐朝据说有下“盲棋”（即不用棋盘与棋子，凭借口述来下棋）的人。唐玄宗时，“棋待诏”（陪皇帝下围棋的官职名）王积薪是无敌于天下的“国手”。天宝十五年秋，安禄山叛军逼京，王积薪随玄宗匆匆向蜀地逃奔。一日，王积薪夜宿于山村一位孤寡老婆婆家，该户仅婆媳两人。当时“积薪栖于檐下，夜阑不寐”。忽听黑屋内婆对媳说：“夜长睡不着，咱下盘围棋吧！”媳妇欣然从命。屋中即无灯光，也不用棋盘和棋子，怎么下法呢？王积薪附耳门扉偷听婆媳对弈。原来婆媳只用口弈，而且每下一子，都经周密计算，直至四更时分，共走了三十六着。婆婆说：“子已败矣，吾止胜九枰（子）耳！”王积薪对婆媳下的每一步棋，熟记在心，觉得棋势海阔天空，深不可测。经他定名，将这局棋称“邓艾开局势”。

　　围棋棋盘共三百六十一路，除去中间一点，恰合三百六十周天之数。棋盘一分为四，代表四象（即春夏秋冬）。每象限九十路为一季之天数。周路七十二，对应一年七十二候。黑白两色，表示阴阳观念。其四角各一，四边正中各一，中央为一，恰合洛书九宫图。古人云：“能数尽天星，才遍知棋势”。可见围棋如同八卦一样，变化无穷。

　　《易》与音律吻合，六十甲子纳音说出于大衍之数。明代大儒朱载堉在《律吕精义》中说到河洛数理与音律之关系：“洛书之数九，故黄钟之律长九寸，因而九之，得八十一分，与纵黍之长相合。河图之数十，故黄钟之度长十寸，因而十之，得百分，与横黍之广相合。盖河图之偶，洛书之奇，参伍错综，而律变二数方备。此乃天地自然之妙，非由人力安配者也。”

　　关于音乐，古人认为与方位、气候有密切关系，音乐从天而降，从地而生。《乐记．乐礼》：“乐者，天地之和也”。传说黄帝时代，其乐师伶伦以昆仑解谷所产之十二竹管并排一起，将这些竹管依次埋入空虚中之地下，在竹内放入葭灰（即以芦苇烧成的灰）。竹管一端整齐，一端依次长短不齐；齐的一端在地面，不齐的一端在地下。当冬至一阳生时分，第一根竹管有气冲出灰飞，吹起了黄钟的宫音。黄钟音响表明天地一阳来复之初态。同样，人体之气脉，也像大地之气机一样，随着气象变化而律动（引自《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

　　据史书记载，孔子鼓琴于室，颜回自外入，琴音有贪杀之意，怪而问之。孔子说，我鼓琴，见猫捕鼠，欲其得之，又恐其失之；此贪杀之意，遂显示丝桐。可见乐理奇妙精微若此。春秋时还有“高山流水”，知音难遇的故事。说的是，俞伯牙抚琴沉思，其意在高山；旁边听琴的钟子期说：“美哉洋洋乎，大人之意，在高山也！”伯牙又弹之，其意在流水；钟子期听了说：“美哉汤汤乎，志在流水”。只两句点出伯牙心事，使伯牙大惊，从此二人遂成莫逆之交。古人认为，心和则形和，形和则气和，气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之矣。

　　古人认为音律与天文历数相合，如用十二律对应十二月，同时也同十二星次，十二地支发生关系。《左传》曰：“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所谓五声，即宫、商、角、羽、徵五音。五音上应五星，下应五行。五音再加变宫、变徵，共为七音。依据“三分损益法”产生五音、七音，继续作下去则得六律，七律至十二律。“一律所生，各有五音，十二律而生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曰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引自张介宾《类经图翼．律原》）律吕可表示宇宙气机变化，音律与历数密不可分。

　　中国的十二平均律传入西方，曾经震撼欧洲乐坛。总之，古代“乐礼之论”与易理处处吻合，其中奥意，值得今人大力开掘！《庄子》曰：“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由此可见，音乐之理与易卦可等量齐观。

　　欧洲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普里津高说：“中国文化是欧洲科学灵感的源泉”。李约瑟博士认为，欧洲近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入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列举了二十六种中国古代重大发明传入欧洲，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三大发明，被马克思、恩格斯“看作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是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助产婆”。世界公认中国是“世界发明的摇篮”（李约瑟语），而更认识到《周易》是“万有概念宝库”，“万有无双的原理”。从十七世纪开始，特别是本世纪近几十年来，西方通过研究《周易》，已经启迪出许多新的学科、理论与科学技术。无怪乎有人说：“《周易》不仅具有历史性，而且具有未来性，有其世界意义。”“从莱布尼茨、牛顿、爱因斯坦等现代科学奠基人，与我国古代思潮中‘活’的东西之间的距离，只有八卦才是唯一的桥梁”